“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的人确定“右派”身份。改革开放后，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政府给大批错划右派“纠正”，未被纠正的右派“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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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历程
1.1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1.2 “阳谋”论
1.3 右派的标准
1.4 反右的扩大化
1.5 趋于平静
1.6 右派的命运
1.7 右派的平反
1.7.1 至今未被改正的“右派”
2 右派人数
3 影响
4 注释
5 外部链接
 

  运动历程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阳谋”论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论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1]

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

反对党天下，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等言论，都发生在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

  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反右的扩大化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

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直至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第二波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运动。

  右派的命运
 
和凤鸣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来源请求]

  右派的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统战部、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2]。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随着言论空间被收紧后，反右运动时期除了官方叙述外，其他所有传媒等谈及反右运动的一些与中共定论相悖的论调一律被视为禁忌，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个局面。较为人所知的如章诒和的著作《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被中宣部禁止再版等。

2005年11月13月，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史若平等的数位右派人士与其家属联署致人大与国务院之公开信，要求中共对当年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明确表示反省与道歉，并对受害者与其家属作出公平合理的赔偿，在三个月内获得一千五百位响应。

2007年为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在北京由当年的61名在世的被划为右派人士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共彻底平反右派（即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的错误，并非“扩大化”而坚持反右正确之谬误）并予以赔偿，并开放反右之“言论禁区”，提供反思历史空间，该公开信由前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众为召集人。

  至今未被改正的“右派”
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有中央指名的如下5人，另有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

章伯钧
罗隆基
彭文应
储安平
陈仁炳

  右派人数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并未平反真正“右派”）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但学界对此人数统计认识并未统一。至1986年，约剩下5000余名右派。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影响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

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

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

反右运动为接下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将要实行的各种政策转变有效地消除了可能面对的来自中共党内或者农业专家的反对的声音。而大跃进运动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直接原因。

“右派分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右派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知识分子，已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用自己的正直的社会良心、高尚的知识分子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因此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惨痛人生代价换来了名留青史的不朽。为此，特列1957年“反右运动”中各界著名大右派分子名录如下，以昭后人。

中国头号大右派分子章伯钧（中国现代民主党派著名领导人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龙云（彝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欧百川（苗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马松亭（回族，中国现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黄现璠（壮族，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向达（土家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民主同盟著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曾昭抡、陈仁炳、彭文应、钱端升、叶笃义、黄药眠、钱伟长、吴景超、潘大逵、沈志远、徐涛成、浦熙修、王毅斋、王文光、姜震中、马哲民、杜迈之、陈新桂、刘王立明（女）、王国松、王毅斋。［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农工民主党著名十大右派分子韩兆鹗、张申府、章伯钧、黄琪翔、黄现璠、李士豪、李伯球、张云川、邓昊明、李述中。［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龙云、陈铭枢、张轸、黄绍竑、谭惕吾（女）。［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联著名十大右派分子钱孙卿、李琢庵、章乃器、李康年、向德、毕鸣岐、姚顺甫、潘锷鏱、郑立斋、张东木。［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九三学社著名六大右派分子许德衍、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大右派分子谢雪红。
中国民主促进会著名大右派分子林汉达。
中国致公党著名大右派分子陈其尤。
高级干部著名大右派分子沙文汉、孙作宾、欧百川、陈再励、李世农、杨思一、孙殿才、陈成义、 程星龄、 王毅斋、王翰、刘积学、陈沂。［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自然科学界著名七大右派分子金宝善（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程士范（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曾昭抡（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国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袁翰青（中国现代著名化学家）、钱伟长（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 雷天觉（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社会科学界著名大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谭惕吾（女）、沈志远、王造时、费孝通、王铁崖、陶大镛。［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人文科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黄药眠、陆侃如。［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文学界著名十五大右派分子丁玲（女）、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萧乾、孙大雨、傅雷、姚雪垠、刘绍棠、流沙河、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新闻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女）、陆诒、戈扬（女）。［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美术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刘海粟、邓散木、庞薰？、江丰、丁聪［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教育界著名大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黄现璠、林汉达、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雷海宗、沈志远、王造时、黄药眠、陆侃如、孙大雨、费孝通、葛佩琦、陶大镛。［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社会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陈达、李景汉、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按出生年序排名］
中国历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分子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
说明：上面所称“大右派”，主要根据他们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地位以及右派言论的影响大小和中共中央的处理决定等综合因素而定。同时，主要参考下列附录资料撰成：

附录资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决议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

罢免右派分子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罢免右派分子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罢免右派分子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罢免右派分子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罢免右派分子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引自《人民日报》1958年2月2日第1版）

一、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右派

　　钱端升、沈志远、杨逸堂、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16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到第五次会议之间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等三人由四川省人大提出，在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锷、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子恒、郑立斋等23人在广西、旅大、武汉、安徽、江西、江苏、贵州、陕西、山东、福建、甘肃十一省市“多数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黄琪翔、李勃秋、徐铸成、黄药眠、王毅斋、张轸、张云川、朱君允、毕鸣岐、谭志清、龙云、李琢庵等12人在广东、河南、湖北、天津、云南等省市“多数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38人的代表资格问题的审查报告》）

二、被撤销全国人大职务的右派

　　 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同时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职务，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被罢免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被罢免法案委员会委员职务，龙云被罢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黄琪翔被罢免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

（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职务的决议》）

三、“费孝通、黄现璠、吴泽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再也没有市场了”【谢扶民撰：《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基本总结》，《民族研究》，1958年 第1期】；

四、《解放军总政治部揭发出右派分子陈沂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3月1日《今日新闻》） 　 　 五、《监察部反党集团的首领王翰原形毕露》，载《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期）

六、1958年7月5日，国务院举行第７８次会议。会议审核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王翰、曾昭抡、林汉达、黄琪翔、费孝通的决定》。